顾名思义,所谓耻感文化便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多由别人左右着自己的行动。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值得钦佩的社会力量。但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在竞争中面临着迷失的问题。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主观为之还是客观为之,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宣传造势的过程中都多多少少会蚕食传统的“耻感文化”。

 

从清博舆情监测系统(免费、每周迭代的舆情系统,超10000用户的选择,yuqing.gsdata.cn)监测“耻感文化”词组,热门主题词显示,“道德”、“隐私“、“个人隐私”、“徐玉”、“骗子”、“王宝强”出现频次较高,表明多数人认为“耻感文化”与个人道德和个人隐私有关,而在互联网环境下,“耻感文化”缺失导致了诸多社会畸形问题。

注:来自清博舆情系统(yuqing.gs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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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文化”语境下的传统舆情特征

 

人知耻而有所不为,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是在立身行事时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界,这是无数往哲先贤所追求的道德修养模式。在这样的语境下,有了“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良行为)为君子所不齿”、“知耻而后勇”等现实的操守。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耻感文化”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其也曾是封建秩序稳固维系的重要工具,这种文化客观上在封建社会末期扮演了不好的角色。在这样的发展逻辑里,“耻感文化”不可避免的在历史趋势中孕育变化——这意味着一旦现实世界产生了新的需求,其就必须让步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而后在这种新的环境中寻求是非条件而立足发展,这也就解释了其在近代的西化过程中被强势扭转的原因。

 

李宗吾的《厚黑学》在这一扭转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这本书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人物实例为主线,探讨论证黑白如何影响成败得失。对于处在历史深刻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特定语境下的《厚黑学》是社会改良的一味辅药。但过犹不及,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得到明显改观的今天,过于淡忘历史中好的部分莫过于被称作“数典忘祖”。

 

部分舆论宣传对“耻感文化”蚕食的表现

 

伴随着互联网“短、平、快”特点与平等、跨界的开放特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化,从现实的互联网舆情来看,“耻感文化”在互联网舆情中的生存现状堪忧。就其现实表现而言,堪忧的现状主要集中在企业舆论宣传等商业化的过程之中。

 

加多宝的历史虚无主义

 

2015年4月16日,加多宝官方微博与@作业本 一起,挑起刺痛舆论场的话题,开展恶意营销,引发公众愤怒。随后,邱少云胞弟邱少华通过中国青年网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邱少云烈士名誉。

 

2016年9月20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对邱少云烈士的弟弟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孙杰和加多宝公司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邱少云烈士的弟弟邱少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随后,孙杰通过微博表示接受判决,并向邱少华致歉。

 

在这一事件中,加多宝与网络大V@作业本都具备强大社会影响力,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玷污历史英雄,过度娱乐化的思维刺痛公众情感神经。如此社会现象的出现正是二者“耻感文化”缺失的结果,而社会广泛的谴责,则是“耻感文化”感知下社会良知的作用结果。

 

罗尔事件中自媒体对于动机的过度包装

 

2016年9月,罗尔的女儿罗一笑被确诊患有白血病;11月,罗尔与女儿的故事走红网络。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民政局发布通报称对“罗某笑事件”高度关注,并成立调查组调查相关情况。2016年12月1日上午,罗尔及刘侠风发布一份“关于 罗一笑事件 的联合声明”,声明中称因“罗一笑事件”传播远超预期,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作为当事人,在此深表歉意”。(免费、每周迭代的舆情系统、超10000用户的选择,yuqing.gsdata.cn)

 

在这一事件中,罗尔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自身的社会财富引发网民广泛的吐槽。三房一车的财富在国内的确算不得巨富,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也是不可小觑的资产,罗尔的行为的确具备槽点,进一步讲,也是“耻感文化”的缺失。争论之间部分网民胸中怒火被燃起,发起强大的声讨浪潮。事后罗尔发布感慨“网友不关心我女儿,只想知道我是不是骗子”。事实上,正如律师专家所说的那样:罗尔并没有涉嫌诈骗。而网民对一个急于解救自己绝症女儿的父亲“慌不择路”的行为反应过激,本身也触及“耻感传统”。

 

除此之外,恶意营销类、假新闻类以及各类诸如“我上了985,211却一无所有”的煽情文,也存在蚕食耻感文化的表现。而在互联网语境下,“耻感文化”的失势现象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耻感文化”在互联网语境下失去了市场?

 

猎奇、娱乐等内容引发了网络“泛娱乐化”现象是直接原因。现实世界里,网络很大程度上是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空虚而存在的,这种存在使得“泛娱乐化”变得理所应当;而现实中媒体在进行传播选题时也存在“娱乐化”倾向,一方面创造出了远远超过现实广度与深度的笑点与乐趣,另一方面也使得娱乐思维过度蔓延,贾玲恶搞花木兰遭到排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互联网过快发展产生的文化受体对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加剧了“耻感文化”退出舞台。互联网进入我们的视野并被普及是近20年的事情,而这些年人类创造的信息量则比过去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总和还要多。

 

然而这些海量的信息正是因为有网民的参与才会得到传播,因而互联网时代近乎每一个人都要依赖互联网的“脐带”才能够融入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人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自然会产生对于传统文化学习的断层现象——互联网的过快发展无疑加剧了“耻感文化”的退出舞台。

 

互联网的“短、平、快”和开放特性与“耻感文化”的兼容问题成为其现实障碍。尽管大量网民在消费网络文化的同时仍会留心保持应有的态度,但是互联网“短、平、快”的内容特点与开放多元的载体特性使得其难以与传统的“耻感文化”实现兼容。

 

如同前面提到的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耻感文化”依据外在制约性标准、主观意识及心理反应发挥作用。互联网的匿名与强互动的特性,使得网民面临着相对有限却难有底线的选择,这既是开放多元的表现,也是缺乏外在制约性标准的特征。如此而言,互联网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兼容问题就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障碍。

 

正如文中提到的加多宝玷污历史英雄和罗尔对动机过度包装的案例,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舆论宣传对传统“耻感文化”的蚕食,在一定程度上亵渎了社会良知,容易引发“羊群效应”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企业等的舆论宣传蚕食传统“耻感文化”的普遍现象,呼唤科学合理的社会规范制度,因为耻感文化需要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而这种外部约束力一旦失去或者发生改变,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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