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进化,网络舆论场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主要讨论空间,2016年热点舆情不断、网络舆论纷纷扰扰暗流涌动,从中体现出了部分网民的消极社会心态,社会焦虑、信任搁浅、群体自负、耐受降低、盲目对抗等等,正向我们的舆情素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社会性焦虑成为普遍心态,舆情集群化提升应对难度。随着中国经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多数民众的生存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民众需求进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更高阶段,即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和颐酒店女子遇袭引发女性公共安全问题的拷问,徐玉玉离世掀起全民声讨信息泄露的热潮,湖北仙桃、湖南宁乡等多地爆发邻避运动、各地校园出现的“毒跑道”事件等表现出民众对环境安全的迫切需求。

 

社会转型期在全面进步的同时避免不了部分发展瓶颈,如环境污染、行业监管漏洞等,无法满足民众对社会安全的心理预期,由此造成一种消极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被冠以群体性标签、辅以维权意识,很容易引人对号入座,汇集线上线下群体性力量,扩大事件的负面影响,甚至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升级事件,对有关部门或涉事机构的舆情应对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社会信任体系搁浅,群体冲突激化易陷入恶性循环。社会信任体系搁浅表现为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猜忌、非议、敌对。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内耗和群体冲突加大,进一步成为社会性事件的导火索。

 

5月份发生的海口强拆暴力执法引起网民广泛谴责;今年来高发的涉警舆情事件(雷洋案、张际勇事件、深圳警察查验身份证等)不断强化警民对立情绪,相关不实谣言进一步撕裂警民互信基础;还有多起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让医生群体不得不成立“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进行舆情自卫。

对于类似事件的舆情处置应格外谨慎,一旦违背公正立场缺乏有力证据,就可能再次激化群体冲突,固化群体成见,导致信任体系的深层溃败,从而进入群体沟通的恶性循环。(清博舆情监测系统,免费、每周迭代的舆情系统,超10000用户的选择,yuqing.gsdata.cn

 

舆论的阶层化聚焦和划分容易导致理性出现偏差相比底层民众,中产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成熟的价值观,权利意识不断强烈,注重平等和程序正义。且他们大多推崇法律的权威性,喜欢在法律的框架下为自己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群体或事件进行呼吁。

他们意识上的先进性、法律运用的熟练度和时政评点的深刻理性受到不少网民的认可、追随和效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产群体是当下舆论话语的引导力量之一。如雷洋事件在“中产阶级”标签的引导下,引发以人大校友为首的广大中产阶层聚集网络,倒逼相关部门公布事件信息,最终逐步推动案件发展。

 

但是部分中产人士对个人认知的盲目自信,对底层群众悲天悯人的情怀,容易使他们发表一些不切实际、单向度思考的观点和建议,且他们情绪化的文字、鲜明的个人立场很容易引发群众跟风战队,容易形成不可逆转的负面舆情。

 

积累效应降低负面情绪耐受点,提高舆情风险系数。积累效应指对机体有影响的环境条件或有关因素多次作用所造成的生物效应的积累或叠加现象。在心理学意义而言,积累效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多次作用产生的心理效应形成比简单相加更为严重的后果。例如,长期受侮辱却将愤怒情绪压抑的人,在某次受轻微侮辱但周围环境或个人情况极不利时,会以爆发性的方式将压抑的愤怒发泄出来,形成过剩犯罪。

 

二是多次作用产生的心理效应形成比简单相加更轻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断受到有关刺激,个人对这种刺激产生了“免疫力”。

负面社会新闻的不断报道给一般的群众心理压力、防御机制、容忍底线持续加压,使民众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承受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少,表现为易爆、易躁、易冲动等特点,且负面情绪激烈,如仇恨、愤怒、敌意等,从而容易产生情绪失控爆发、事件失控发展的情况,提高了相关舆情事件的社会风险,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从清博舆情监测系统(免费、每周迭代的舆情系统,超10000用户的选择,yuqing.gsdata.cn)监测“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时间段为12月12日14时至16时,情感属性图显示负面情感占比最高为46.49%。校园霸凌现象迟迟得不到有效制止是网民愤懑的主要原因,校方未能妥善解决更加剧了负面情绪的爆发。

 

注:来自清博舆情系统(yuqing.gsdata.cn)

注:来自清博舆情系统(yuqing.gsdata.cn)

 

群体极化下的“反向话语”,可能从声势上带偏主流价值观。部分群体成员主观认为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在群体内部鼓动一种“群体性怨恨”情绪,在群体极化下进而产生盲目对抗、刻意反对的“反向话语”,即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

 

如在国庆期间发生的莱钢伤医事件中,儿科医生被杀后不少网民叫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马彩云被杀害,网民冷嘲热讽;部分网民把贾敬龙和贺龙类比,视作“英雄”等等。

这种“反向话语”常常以阶层甚至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罔顾客观事实、前因后果,缺乏法律依据和基本常识,仅凭选择性的个人意志为方向,多数时候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化的无知论调。但是由于群体情绪的激昂,活跃度、参与度都相对较高,很容易成为主流舆论观点之一,甚至在声势上带偏主流价值观,误导缺乏逻辑思考、法律常识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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