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 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
互联网应用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国人获取消费服务、参与社会交往、组织社会动员的方式与习惯。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利用互联网平台表达意见、伸张诉求、追问公平是网络生活中的常态化现象。活跃的网络话语表达，造成网络舆情井喷态势，加速舆情行业兴起，网络舆情服务走向大众视野。
面对层出不穷的舆情事件，部分公职人员的舆情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舆情处置实践中，思想过于保守。将民众合理的诉求窄化为不合作与对抗行为，水军、删帖等不规范操作手段层出不穷，舆情行业污名化现象严重。外界对舆情行业的误解，渗透在应对处置的实践操作、舆情应对的真实目的，以及舆情机构的立场倾向等不 同层面。
舆情处置=水军与删帖？互联网水军成为网络舆论场中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们以某种目的或共同的利益为基础，忽略舆论对事实真相的求索，罔顾合理的利益诉求，发布带有明显立场及站队倾向的帖子。
其中，有偿删帖、屏蔽信息的舆情处置方式显得尤其低级粗暴，它切断了矛盾双方对话和解的可能，构建了谣言滋生的空间。这种一叶障目的做法最大的弊端是，导致部分网民产生“有利于相关部门的评论”都有可能是水军所为的认知偏差，加剧了舆论场的对立。
舆情应对=掩盖真相？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阶段，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高房价问题依然突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不断增长，优质的就业环境、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需求与人民的期待尚存距离；而网民对腐败、越轨行为的谴责，表示他们对公权力在更加透明阳光的环境下运行的期待。
对于上述网络民意诉求，部分网民将西方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问题拿来说事，把自己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他国的少数案例作为对比，完全忽视概率与程度的差异，试图把自身问题合理化，这是“比烂思维”或称“泼粪行为”的基本逻辑，以期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这种做法不能正视问题的存在，无助于客观看待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中问题的解决，也不是正确的舆情应对方法。
舆情应对=大事化小？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利益调整与博弈牵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为突发舆情埋下隐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通达能力超出人的想象，舆情事件的传播效率为当事方所忌惮。面对汹涌的舆情，用经济补偿平息事端，安抚情绪，以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成为舆情处置的一种思维。
切记经济补偿的缘由须向公众公开，经济补偿的标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否则容易纵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正确的舆情应对工作应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在程序合理的框架内行事，责任义务条分缕析，还真相于公众。
舆情应对=回避问题？在舆情应对的过程中，建议当事方在舆情旋涡中保持冷静，慎重表态，冷却舆论兴奋点，避免节外生枝，引发次生舆情，常常是部分舆情专家对舆情引导提供的建议，也是相对行之有效的舆情应对手段。
之所以是“相对有效”，关键在于舆论兴奋点冷却以后，当事方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跟上舆情发展的变化。毕竟，面对舆情的发生、发展、发酵，客观冷静的分析矛盾焦点、利益诉求点，合理制定出化解矛盾、满足合理利益诉求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化解舆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当事方发现舆情热度冷却以后，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意。常常给外界造成一种“有意回避问题的存在，转移矛盾焦点”的形象，这是舆情处置中“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也不是正确的舆情处置的完整过程。
舆情服务机构=有关部门的随从？在现有的行业格局下，民间提供网络舆情服务的企业机构，大多主要从事舆情监测平台的技术开发工作。
而从事舆情研判、处置与研究等工作的主体单位，有的背靠相关部门或者是党办媒体、公办高校等。通常情况下，舆情的涉事主体一般是政府部门，他们经常会请一些舆情专家去做讲座，以提高自身的舆情素养。受制于提供舆情服务机构的背景与涉事主体的关系，外界经常会主观认为，提供舆情服务的机构或者专家，在面对负面舆情时，立场倾向或存在问题，大多带有主观情绪。
更有甚者，会认为舆情行业从业者，拥有“颠倒黑白、操控舆论”的能力，总之就不是好人。
其实，在舆论场中，涉事双方、专家机构、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多多少少都有自己舆情观点，这些观点通过网络媒体传播、扩散、聚合，最终形成网络舆论。舆情行业真正的工作内容，用比较高大上的话说就是：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这些曾写进了中央文件中的。通俗解释是：通过网络民意的日常性调研，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方便社会问题的合理、准确、高效解决。
舆情工作的核心要义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搞事情，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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