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西南联大校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饱受摧残,为保存文化实力,1937年11月,三所学校合迁来到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从此开启了“西南联大”的光辉历史。


触摸历史的脉搏,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个名字或面孔,他们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全然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


在前后8年时间里,这些享誉海内外的西南联大师生们身上发生着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趣事,若是放至今日,想必也能“圈粉无数”。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1937年—长沙   

“中国人嗓门大”的名声就这样远扬国际了


在起初的长沙临时大学里,就已有外籍教授了,艰苦的教学环境没有吓退国际友人,倒是中国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令他们印象深刻。


英国现代诗人、文艺批评家威廉·燕卜逊在收到聘书后乘飞机前往长沙,初来乍到,他最不能理解长沙人的大嗓门,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听不到噪声。学校的清洁工在夜间任何时候,都可能站在门外高声喧哗,虽然没有恶意。中国人的哈欠在一百英尺开外都能听见。他们清理嗓门的声音像犀牛即将发起攻击一样,平常的谈话都是粗声大气的刺耳嚎叫,你永远不会安宁。”


1938年—昆明

书中自有“黄”金屋,此话一点不假


此时,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若按现在的标准,这所大学不过是山村里搭起了几间茅草房,连如今的农舍都不如,还要天天面对战火纷纷,担惊受怕,常人面对这样的环境可能叫苦不迭,但联大教授却格外擅长苦中作乐。


一些无伤大雅的段子成了那段岁月里难得的乐趣,头号“段子手”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时任教务长,而沈茀斋是梅贻琦校长的秘书,他们是邻居。


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收到电报,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半夜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沈茀齐有电报!”


第二天吃早饭时,潘光旦对沈茀斋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更是笑得喷饭。


人们常以为学术大家都是古板保守之辈,却难有机会看到他们有趣的灵魂。


1946年—北京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校史就是半部抗战史,我们感慨于多少名垂青史的名家成长于那样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们的傲骨和才气竟丝毫没有被战乱和世俗所消磨。 

 

(图片来源:《无问西东》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谁说沈从文四毛钱都不值?


前段时间,网上热传各种圈层的“鄙视链”,而在西南联大的“狂人”教授刘文典心中,也有一根“鄙视链”。


向来对沈从文有偏见的他,居然在沈从文被评上正教授后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四毛钱都不该拿!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昆明躲避空袭的途中,刘文典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行动不便,随即率领学生前去搀扶,反而不要同学搀自己,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碰见沈从文擦肩而过,刘文典颇为不悦得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学生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他跑什么跑?”


“藐视”爱因斯坦第一人


“有其师,必有其生。”在西南联大里,“狂”的可不只有教授,学生的“狂气”也丝毫不逊色。


物理系学生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一次黄昆问道:“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中科院院士黄昆和杨振宁)


居然还有轻易捡金子的神逻辑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跑警报》中记载,西南联大逻辑学教授金岳霖有一个学生曾经提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结果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简直就是神一般的逻辑。而这也很可能是网络热词“神逻辑”的最早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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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力量,绝不是说说而已

抗战年代,物资紧缺,文人书生不懂为生计奔波,而这生活重担只能落在那些教授夫人们身上。时任联大校长的梅贻琦育有五个子女,生活日趋拮据,其夫人韩咏华与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赵瑞云合作,“研制”出一种米糕出售,并别出心裁地取名为“定胜糕”。

 

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后来为多赚些钱,便分头行动,直接在街上叫卖,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的红火了起来。


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家闺秀成为勤俭持家的母亲,为了填补家庭开支,陈涤想到了做童装。


她自己设计制作,然后拿到店中寄卖。因为家中有三个女儿,吴柳生将童装命名为“三姐妹”牌,还刻了印章。“三姐妹”童装设计新颖别致,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一家的经济状况。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西南联大昆明校舍原址)


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反而被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


西南联大所树立的历史标杆,仍在为万千后人所称颂,一篇文章、一部电影、一本专著都不足以描绘这所连校舍都建不起的大学是如何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


在趣谈里体会名士风流,在纪念中反思当下鄙陋,但求每个人只问敢勇,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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