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基础平台上的广泛就业。比如电子商务平台带动无数电商厂商和快递从业者进入。这个量级已达到数千万人。电商向微信延伸后，整个电商、微商所涉人口数量加起来已超过1亿。

目前各类网站的自媒体账号总量已超过500万，新媒体从业者数量大约超过1000万。直播平台中，“陌陌”直播一年的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和网友进行分成的。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中，来自农村地区的博主接受全球各地网友的打赏，可以认为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转移支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效率非常高的扶贫助困。

另外，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出行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所涉及的专、兼职人数也极其庞大，滴滴司机数量已超过2000万。

如此庞大的从业群体，在中国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小。我们认为全职兼职合计占比肯定超过互联网相关的总人口的两成。如果光看兼职人口数量，其数量不少于一亿。

这1亿人口的特点，首先是非常年轻，其中有超过一半的“95”后女生第一选择是当“网红”，其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互联网经济的活跃度，她们也是中国消费意愿增长最明显的一个群体。

其次，这部分人对收入变动比较敏感。有相当多的人处在职业转换期，或补贴家用，或历练能力，或开拓视野，或寻找梦想。有一部分人处在经济困顿边缘，如果网络经济调控不当，将会影响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群的收入。最近“熊猫”直播平台倒闭，部分博主表示“压力山大”。这些网络失业人口很自然的需要在网络中发声，也很有可能会进行网络动员。如果无法解决他们的网络就业问题，就会形成对传统社会的现实压力。

再次是网络成瘾症问题，一个人由传统生活模式转换为互联网生活模式难度不大，由互联网生活模式转变为传统模式难。这种对网络就业的依赖有点类似于成瘾症。当网民的主要时间消耗在网络中，收入主要来自网络的时候，不可避免就会对网络产生极其强烈的依赖症。这种依赖症反过来会使得网民认为网络的存在是一种必然，某个应用的存在也是天然形成的。一旦有关部门对网络经济调控不到位，或者互联网公司自身泡沫破灭，使得某个APP关停破产，成瘾者突然面临空档期，很可能因情绪变化诉诸非理性行为，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也是去年以来，多类互联网平台所引发的网络舆论和亚文化冲突爆发的原因之一。

未来社会，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就业程度将大幅度增加。要认真防范网络就业的负面效应，积极发挥其正向作用，需要加强相关建设：

首先，既要鼓励网络就业和平台发展，又要防止平台过度盘剥劳动者。税收上明确其边界，尽可能在法律上减免，以避免人人违法的尴尬。

其次，对网络成瘾症，需要统计哪些APP具备过长时间消耗的特征，并进一步要求运营方对相关APP对使用者的使用时长严格做出限时和提醒。

此外，凡是这类成瘾型APP如果发生危机，要支持用户自主自愿地转移到相近的就业平台。在网络治理和服务中，要把网络就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提出全新的网络就业指标体系，引领世界就业浪潮，同时鼓励全球各类劳动人口利用网络参与中国的就业市场。在国家风险分析中，要把对网络就业人群的深度分析放在重要地位。此外，我们还要注意防止未成年人进入网络就业市场，以法律禁绝网络童工。▲（作者沈阳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